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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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臺灣地區前領導人
  2. 2.原復旦大學校長

1.臺灣地區前領導人

李登輝,臺灣地區前領導人,祖籍福建省永定縣,1923年生于臺北。1941年畢業于淡水中學,并考入臺北高等學校文科。1943年入日本帝國大學農業經濟系。1946年返臺并秘密加入中共,旋即于1947年脫黨,轉入臺灣大學農學院農經系并參加"新民主義讀書會"。 1952年公費赴美國伊阿華大學,主攻農業經濟與物價的關系。次年再度回臺,任"臺灣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并執教于臺大。1972年入閣任"政務委員",投身政界。1984年任副總統,1990年5月任第八任“總統”。2000年3月24日正式宣布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

中文名: 李登輝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臺灣省臺北縣三芝鄉
出生日期: 1923年
職業: 前臺灣地區領導人,前國民黨主席
畢業院校: 日本帝國大學,美國康奈爾大學
主要成就: 臺獨教父,兩國論等
祖籍: 福建省龍巖市永定縣
所屬政黨: 國民黨

簡介

  李登輝李登輝(1923年1月15日—),祖籍福建永定,出生于臺灣臺北縣三芝鄉,祖籍福建省龍巖市永定縣湖坑鎮奧杳樓下村。

履歷

  陳水扁和李登輝1941年畢業于淡水中學,考入臺北高等學校文科(即臺灣師范大學前身)。
  1943年東渡日本入帝國大學農業經濟系。
  1946年返臺,轉入臺灣大學農學院農經系,參加"新民主義讀書會",1949年與曾文惠結婚,并畢業留校任教。
  1946年9月經中共臺灣支部組織部長張志忠介紹入黨,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懾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鎮壓而脫黨。
  1952年考取公費,首次赴美,入依阿華大學,主攻農業經濟與物價的關系。翌年回臺,任"臺灣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并執教于臺大。
  1957年調任臺灣合作金庫研究員,嗣任"農復會"技正,并升任臺大教授,兼中興大學農經研究所教授。 
  1965年,考取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與康奈爾大學聯合獎學金,再度赴美,入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臺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獲全美最佳博士論文獎;引起蔣經國重視。
  1969年學成歸臺,續任臺大教授,兼"農復會"農業經濟組組長、顧問。1972年為蔣經國延攬入閣,任"政務委員",至此投身政界,為國民黨新生代臺籍政客骨干人物。參與制訂《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農業發展條例》李登輝等,推動臺灣農業向現代化轉型。
  1978年調任臺北市長,標榜"物質與精神并重、郊區與市區均衡發展"為市政建設原則,創辦"臺北音樂節",推行都市更新計畫,建立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臺北市資料處理中心,取得一定政績。
  1981年12月出任“臺灣省主席”。1984年被蔣經國提升為“副總統”,并進入中常會,刻意培植其為傳人。
  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組”成員,后接替嚴家淦任總召集人,研擬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當天繼任“總統”,旋即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總“十三大”上正式當選主席。
  1990年5月任第八任“總統”,嗣兼任“國家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李登輝在其臺灣地區領導人期間(1988年-2000年),為了與舊國民黨勢力抗衡而吸納地方派系為政治班底,造成了地方黑道與民間工商力量的中央化,影響到臺灣向來穩健而確實的經濟建設,特別是彌漫著嚴重的金權政治(黑金政治)風氣。卸任臺灣地區領導人以后,日本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已允許李登輝五次訪日。
  1995年李登輝在“總統”任內訪問美國,引發了巨大的臺灣危機,直接造成1996年中美軍事摩擦升級。
  2000年3月24日,由于國民黨在選戰中敗給民進黨的陳水扁,迫于黨內的巨大壓力,李登輝上午宣布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由連戰接任。同他一起辭職的,還有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黃昆輝等國民黨中央黨務主管。
  2001年9月21日,中國國民黨開除李登輝黨籍。
  2007年訪問日本時,李登輝前往供奉了日本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影響自己深遠的長兄-李登欽,許多正義人士為此表達了抗議與譴責。李登輝在退休后,主要操縱新成立的“臺灣團結聯盟”(臺聯)介入島內政治,平衡統獨勢力,并多次在釣魚島問題上支援日本的領土要求。

相關

  以“大腕臺獨分子”為友為“師”
  李登輝與彭明敏是“莫逆之交”。李登輝和“臺獨教父”彭明敏談論他倆“友誼”的事,在李登輝上臺前后的幾年裡,是臺灣媒體報道的熱門話題,而且“彭明敏在說到李‘總統’時,總掩不住心情的喜悅”。從他倆的口中人們了解到:臺灣在日據期間,彭明敏讀東京帝大,1945年7月在前往長崎的路上,被盟軍飛機炸斷左手臂,李登輝則讀京都帝大。戰后回到臺灣為臺大同學,在學生宿舍,二人于焉認識,因為彭明敏只剩右臂,在宿舍大澡堂洗澡時深感不便,常有共浴的同學幫他端水或擦背,李登輝也常助彭一臂之力。兩人在宿舍裡,“總徹夜長談聊個沒完沒了,久而久之結成莫逆”。后來彭明敏望重士林,享譽國際,身份地位遠遠超過李登輝,但彭還是對老友以禮相待平起平坐,使李登輝深感友誼的可貴。此后兩人“友誼之樹,常綠不衰”,在彭明敏1964年因炮制“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被抓的前一天晚上,還和李登輝在一起吃過飯。
  彭明敏外逃后,雖然李登輝成了通緝彭明敏的“黨和政府”負責人,但倆人仍然“心魂相系”,正如臺灣媒體指出的那樣:“李登輝彭明敏貌離神合”。例如,1987年李登輝接見北美洲臺灣人醫師協會會長、彭明敏信徒楊黃美幸的丈夫楊次雄時,楊向李耳語說:“彭先生向您問好”。剛上任不久的李登輝卻毫不避諱地說:“現在不必這樣神秘兮兮了,請你轉告彭先生,請他好好研究,如何來對付那一邊(指中國大陸)。”
  1988年1月李登輝“榮登大寶”,彭明敏立即吹捧李是一個“尊重民主”、“很正派、很有理想的人”,并“祝他好運”,“希望他能李登輝排除萬難……讓臺灣和平地完成體制的轉變。”還不無吹噓地說:“在臺大時,我們常接觸,彼此很談得來,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裡聊天,彼此是蠻要好的朋友。”以后彭明敏就總不時地稱贊李登輝“學識淵博,具有道德人格”、“是臺灣和平實現民主政治最佳掌舵人。”而且二人私下還間或有書信往來,彭明敏曾就臺灣問題“寫過幾點意見托人帶給李登輝”。在1990年春臺灣圍繞“總統”選舉展開激烈政爭時,彭明敏以“亞太民主協會”主席之身,毫無顧忌地公開支援李登輝,說什么我“大膽在特殊的處境中為李登輝背書,是因為臺灣沒有更適當的人選當‘總統’。”
  和劉慶瑞“相濡以沫”。民進黨人辦的《民進》周刊,1989年2月刊載一篇文章說:“認識李登輝的朋友都知道,早期的李登輝具有相當清楚的臺灣人意識,尤其在尚未與國民黨的政治圈接觸之前,李登輝常在三五好友相聚對酒時,出現極為激昂的臺灣人意識。”那時,李登輝和劉慶瑞、郭婉容夫婦“相濡以沫”。臺灣大學的學生戲稱他們的這三位老師是‘鐵三角’。”
  文章指出“劉慶瑞不但是個知名的‘憲法’學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領悟到臺灣國際地位問題的臺灣人……早期臺大法學院有一個很普遍的傳言說,當時彭明敏和他的學生所釋放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其實還不是最震撼的作品,在同一個時間裡,據說劉慶瑞已經完成了一部‘臺灣新憲法’,倘若發表,將是獨步全球的臺獨經典之作。”《民進》認為劉慶瑞是“臺獨”分子的判斷,為“宣言”炮制者之一的謝聰敏所證實。劉是謝大學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謝在1李登輝992年回憶說,“經過和彭明敏、劉慶瑞、殷海光幾位老師的討論,我已經認識到:如果國民黨不變,這樣下去,臺灣是一個悲劇。”于是就投入了“臺獨”的行列,“才有了后來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和蔡武雄是“好朋友”。蔡武雄在美國創辦的“臺灣國際關系中心”,是“海外五大臺灣人社團”即五大“臺獨”組織之一。他和王秋山等是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時的同學、“好朋友”。在1988年底或者1989年初,他們返臺探親時,李登輝在日理萬機之中,撥出長達4個小時的時間,和這些“臺獨”老同學敘舊、聊天,而且讓他們大門進大門出,絲毫不在意黨內的反對意見和臺灣廣大民眾的強烈反感。
  聘翁修恭做“家庭牧師”。李登輝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奉行“入世神學”、“出頭天神學”和“自決神學”。在島內“臺獨”活動中起著獨特的作用。它在20世紀70年代發表的《人權宣言》等三個東西,被認為是島內“臺獨聲音發皇的根基”。《人權宣言》宣稱:“面臨中共企圖并吞臺灣之際,基于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我們堅決主張:‘臺灣的將來應由臺灣1700萬住民決定’”。它還提出“為達成臺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意愿,我們促請政府于此國際情勢危機之際,面對現實,采取有效措施,使臺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而這個“宣言”就是在翁修恭當“長老教會”總會代理議長期間,炮制出來的。因此,他被人稱為“島內公開倡言臺獨主張的前鋒人物”。
  就是這個“臺獨前鋒人物”翁修恭,卻在1988年底,就是說在蔣經國逝世的當年,卻被李登輝聘請為“家庭牧師”。
  與黃彰輝是“教友和舊識”。黃彰輝曾任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是該教會“本土化神學”、“出頭天神學”和“自決神學”的倡導者與奠基人。由于“和彭明敏時有聯系”,在彭因“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之后,離開臺灣。上個世紀70年代,他在美國先后發起組織“海外臺灣基督徒自決運動”和“臺灣人自決運動”,成為海外“臺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黃彰輝于1987年7月回到臺灣,獲得“李登輝‘副總統’的茶會邀請”,見面時,當李登輝邀請黃彰輝上座時,黃彰輝一語雙關地說道:“時陣(候)一到,該你坐的位子,不要遲疑,盡管就座吧!”倆人還就“變更臺李登輝灣政治體制”,“進行了一次充滿智慧與愛心的對話”之后,黃對李“頗有好感”,當即對李期許道:“有你在位,我們就放心。”
  1988年1月13日20點08分,“時陣到了”,李登輝在“‘總統’的位子”“就座”,黃彰輝欣喜若狂,表示“李登輝是一個臺灣人、一個基督徒,我對他的評估很高、期待也很大。”并呼吁海外臺灣人:“我們應該給李登輝一個機會,讓他完成理想,因為李登輝知道掌握變更政治體制的重要性。”
  這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就李登輝的交友、擇“師”,十幾年前臺灣媒體指出:“這是李登輝內心深處對于臺灣獨立運動一個悠遠而深沉的表態,表示他從未忘記年輕時代的理想和朋友。”這話點中了要害。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李登輝“年輕時代的理想”,就是當《圣經》中的“摩西”,妄圖帶領臺灣演出一場“出埃及記”。
  靠“反臺獨”當了蔣經國傳人
  長時間以來,很多人都問,這樣一個李登輝,怎么讓堅決反對“臺獨”的蔣經國選中當了傳人?殊不知李登輝就是靠“反臺獨”被蔣經國看中的。這是“追隨經國先生左右16年”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在一篇題為《經國先生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之我見》的文章中披露的。
  這位“追隨者”說,蔣經國之所以選擇李登輝,一是他的“政績”;二是他“生活起居甚為簡樸”。但起了“極大的關鍵作用”的,是李登輝的“反臺獨”。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將文章有關部分原文照錄:張文寫道:“上述幾件事情,固然都為當時的省府李主席取得較有利的地位,不過,真正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優勢,則在于李的另一表現。因為經國先生在考量搭檔伙伴條件時,除了前面說的各項要求之外,還有一項特別重要的基準――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的候選人,必須具有堅定的國家民族意識,這是要件中的要件。”
  按照這樣的條件,李登輝怎么被蔣經國選定的呢?文章緊接著說:“而就在民國73年10月間,臺灣省李主席向第7屆省議會提李登輝出施政報告,并接受省議員對省政的總質詢,于經過連續若干次會期答復質詢之后,輪到黨外議員(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的聯合質詢,貿然提出‘臺灣獨立’問題,要求省主席表示態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輕,省主席盡可以超越省政范圍為借口不予答復。但李主席卻面對問題,以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兩句話明朗回答:‘中國歷史沒有拋棄臺灣,臺灣怎能脫離中國大陸’,鮮明顯示了他正確而堅強的國家意識。次日經國先生于閱讀此項剪報之后,頻頻點頭稱是,連說‘很好、很好’。這一經過,距離73年2月中旬中國國民黨12屆2中全會,通過蔣主席提名李登輝同志為‘副總統’候選人,不到二個月。毫無疑問,(蔣經國這樣做)那段省議會的答詢詞,有了極大的關鍵作用。”
  很顯然,李登輝這個“臺獨”分子,在蔣經國面前耍了兩面派。1994年他和司馬遼太郎傾心交談時,在“成為蔣經國的傳人”一節中,坦承蔣經國之所以選他當了傳人,是因為他對蔣經國使用了“政治策略”。

2.原復旦大學校長

李登輝

簡介

  李登輝(1872-1947),字騰飛,福建同安人,出生于荷屬爪哇島(今印尼),印尼第七代華裔。
  李登輝被世人譽為“人倫師表”,為維持和發展復旦大學作出了巨大貢獻。

生平

  1883年,赴新加坡讀書,1891年,赴美入威斯雷陽大學,旋轉入耶魯大學,1899年,得文學士學位。其后李先生回南洋任教,于1905年返國來上海,他加入基督教青年會,并且積極籌組“寰球中國學生會”,當了會長超過10年。1906年,他出任復旦公學的教務長,兼授英、法和德文等科目。1908年,他去北京應考,中選為舉人。1912年,因復旦公學的吳淞校址毀于戰火,遂遷入上海徐家匯的李公祠。次年,校董事會成立,董事孫中山先生等推選李先生為校長。1917年,復旦正式改組為大學,設文、理、商三科。但當時復旦開辦未久,基礎未奠,尤缺基金,又因李鴻章后裔屢興詞訟。想把復旦逐出李公祠,為此李先生在是年冬以復旦大學校長的身份赴南洋各地向華僑募捐。時南洋僑胞景慕李先生盛名,群遣子弟入學,因而李先生很快在南洋募得巨資,次年回國后,就開始在江灣購地 ,以期另辟校址。到1920年,購得土地七十余畝,次年開工建筑,到1922年建成教室、辦公室和宿舍各一幢,于是復旦大學正式遷往江灣(今校址),徐家匯原校址改為中學部。抗日戰爭爆發后,復旦大學西遷重慶北碚黃桷樹,部分師生因困于環境不能成行,李先生就在公共租界內開設復旦大學補習部,堅持教學。1947年11月19日,李先生因腦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七十五歲。
  當復旦大學校長23年(1913年—1936年)
  李登輝初到上海時,還不會講國語(華語)。他34歲才結婚(1906年),妻子海倫·湯佩琳是一個牧師的女兒,比他小15歲。湯佩琳不但是他的中文老師,她也通過長期的教育和熏陶,讓丈夫對中國的人情世故和風俗習慣,有更深的了解。他們夫妻很恩愛,李喪妻后沒有再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多位學校董事亡命海外,由于經濟來源斷絕,復旦陷入存亡關頭。李登輝轉到《共和西報》擔任主筆,兼任中國公學教授;后來又出任中華書局的英文主任。1913年,復旦公學改為私立復旦大學時,他負責到南洋各地募捐辦校基金,前后半年。
  后來,他當上復旦大學校長,長達23年,相信這是個世上少有的紀錄。前前后后加起來,連同在復旦公學和實驗中學在內,他總共在復旦校園內服務了約40年。
  李登輝任復旦校長的初期,董事會的主席是唐紹儀(廣東省香山縣人)。唐紹儀曾任袁世凱時代中國的第一任總理,他也是在地橡膠業巨子李光前的親家 ——他的一個女兒嫁給在地李氏基金會主席李成義(李光前的大兒子)。另一個女兒嫁了中國的外交大官顧維鈞(Wellington Koo),顧夫人早逝(1918年),他續弦娶了印尼糖王黃仲涵的女兒黃蕙蘭。李成義的元配也在近30年前過世,現在的夫人是來自印尼棉蘭的張治華(父親張國富)。當地《聯合早報》前年曾經報道:成義先生的兒女元士和漢士等人為了紀念他們的母親,于前年合捐了100萬元給在地南洋女中。
  任職期間復旦開始招收女生
  李登輝在領導復旦時,印尼糖王黃奕住(Oei It Tjoe,1868-1945)在1921年捐了一萬元給復旦蓋一棟樓。這座1922年落成的“奕住堂”如今還在,也就是今天復旦大學校史館的所在地。我在去年10月前往參觀,資料豐富。
  黃奕住是在地華僑銀行上世紀二十年代最早的發起人和大股東之一。在上海,他在著名報人史量才的鼓勵下,開辦了中南銀行(China & South Seas Bank)。黃財力雄厚,在廈門鼓浪嶼的豪華別墅,昔日風華依然在,目前在大裝修,是外來遊客的參觀景點之一。最近我剛去了,導遊說:蔣介石和鄧小平都在這別墅住過。
  《復旦百年志》也紀錄了在1919年8月20日,為在江灣購地建筑新校園,復旦總共籌得32萬元。其中南洋的華僑和上海的商人總共捐出總數的三分之二。 復旦大學是在1927年突破舊古早,開始招收女生。1928年,印尼的另一個商人陳性初捐了白銀二萬兩,興建復旦的女生宿舍,但是,它后來在戰爭中被日本人轟炸而全部毀掉。
  憂國憂民的海外華裔知識分子
  復旦大學和南洋華僑的關系非常密切。1929年,到南京出席孫中山奉安大典的南洋華僑領袖都應邀到復旦大學參觀。此外,復旦的足球和排球隊都曾經到新加坡和菲律賓進行友誼賽,或為大學籌款。
  李登輝于上世紀初在檳城已經認識了林文慶醫生。1905年再度訪問檳城時,又結交了伍連德醫生、辜立亭醫生(跟出生馬來西亞吉打州的國學大師辜鴻銘有親戚關系)等人。這些優秀的海外華裔知識分子的共同點是:憂國憂民。古語所謂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軍閥割據,內戰爆發,日本入侵等等因素,幾次都使到復旦幾乎完蛋,國民黨政府甚至一度想封閉它。但是,在李登輝的領導下,復旦屹立不倒;戰時復旦曾遷到陪都重慶去,但李登輝卻堅守在上海分校。 據英華書院前校長Mr. Earnest Lau的分析,李登輝在新加坡的三年中學教育,學習英文、科學和數學,加上圣經課,對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響,使他最終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畢生堅信:“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慷慨,絕對博愛”。
  1905年,34歲的李登輝在上海青年會演講時,曾經說了這么一句話:“外國人辦得好的事,我們中國人也可以辦,不一定要外國人來辦。但我們要吸收外國人的長處,發揮中國人的智慧。” 由此可見,他是一個很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人。
  跟隨李登輝一生的季英伯就是受到他這篇演說的影響,從20歲起就開始擔任李登輝的中文秘書,直到1947年李先生過世為止。
  64歲抗日在復旦被警察毆打
  李登輝前前后后在復旦公學和大學服務了40年,始終不愿離開復旦。二戰結束后,許多學生和他在上海的和平飯店聚餐敘舊,請他談生平所得。但他只講了一句話:“我歸國后,一生旨在復旦,一生只當復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復旦的校長。”此外,他什么都不講。有人想為他立傳,但都被他拒絕。
  從我所看到的文字資料,可以看出這位李登輝是反抗日本侵略和熱愛中國的。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身為校長的他積極動員復旦學生參加這項運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召集全校師生開會抗日。1936年,李登輝已經64歲時,竟然在自己的校園內被警察毆打。事緣有一晚,南京政府三更半夜出動600名警探和特務到校園內圍捕學生,他聽到一片混亂聲,便起身出來營救學生而被毆打。 由于他非常愛護學生,支援他們的愛國運動,以至1936年被國民黨政府威逼辭去校長之職。在日本占領時期,他堅持“三不”:不與敵偽來往,不接受敵偽津貼,不得已時寧可停辦。維護了復旦的聲譽。
  高風亮節 埋名多年
  早在上世紀40年代,復旦的學生有意為李校長立傳,在他面前提出此想法后,李登輝一口否決,正色答曰:“Man much abler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why should I leave any?(比我能力強得多的人都沒有留下記載,我為什么要留下任何記載呢?)”
  不知是否一語成讖,曾經為復旦這所著名學府做出過杰出貢獻的李登輝校長,果然沒有留下太多痕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他的記載只有7個字,“資產階級教育家”。無怪乎后人替他鳴冤:歷史沒有給他留下空間,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史傳問世,于是,在20世紀前半葉的大學教育家群體中,他被淡忘了。在絕大部分復旦師生眼中,李登輝的形象也模糊不清。
  復旦學者錢益民說,只是因為一個偶然的機緣,趁著復旦百年華誕,才讓李登輝姍姍來遲。作為剛出版的《李登輝傳》的作者,錢益民不無遺憾,因為傳記的執筆者已不可能是李登輝親手培養的弟子門生,那些曾得到他教誨和恩澤的人們,早已全部作古,傳記本該在他們手中完成的。
  不過,雖未有皇皇大傳,但李登輝的同代人對他從未吝惜過最高的贊譽:“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蔡孑民先生在北方首先樹立思想自由的學風,而在南方,則復旦大學一直保持思想自由古早者,是先生最大的功勞。”
  李登輝對大學風氣的信條是“大學之教,百家淵藪”。他的學生回憶,李老校長對于學術思想,完全是美國最先進大學的作風,是極其自由的,甚至,“康南海(康有為)先生明明是復辟派的重要人物,為了他的經學文學,有一次我們一輩學生卻得了李老校長的許可,親自到辛家花園敦請康先生來復旦講學”。
  1917年,在校長李登輝主持下,復旦公學改為復旦大學,原有文理兩科,新增商科(即商學院)。后人注意到,世界聞名的哈佛商學院設于1908年,復旦設立商學院,僅晚哈佛9年。1920 年,美國哈佛、耶魯兩校開辦教育系,李登輝同時在復旦試設教育科,可謂絲毫不落后于世界最先進的教育潮流。
  思想上先進,但他在情感上卻是極戀舊的人。妻子早逝,他終生未再娶,妻子生前遺物,一衣一巾,莫不儲存得好好的,如她仍在人世。每年夏天太陽好時,他一定把妻子的皮衣一件件取出來曬,睹物思人,必會又傷心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