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武裝”之間在中國境內爆發的內戰,自1927年到1949年間,國、共之間發生過多次內戰。

概述

  國共內戰,又稱國共戰爭,廣義上指是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在中國境內發生的一場長期戰爭,也是近現代世界歷史中規模最大一場內戰;而狹義上僅指第二次國共內戰。國共內戰交戰的組織共有兩方,一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第一次內戰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次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另一方為國民黨統治當局及其軍隊、以及1947年行憲后的國民黨軍。整個戰爭共分為兩次,國民黨反動派稱為“剿匪戰爭”與“抗共衛國勘亂戰爭”,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土地革命戰爭”(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與“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解放戰爭”或“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背景

  戰火第一次國共內戰中,國民政府軍取得根本性勝利,迫使中國共產黨政權大范圍遷移,但是由于西安事變、日軍侵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等事件,雙方的交戰一度停歇了近十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又再度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此次戰爭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并逐步終結了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實質統治和管轄權利;而以中國國民黨人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則遷往臺灣,至此形成臺灣海峽兩岸直至今日的長期分治及對立。
  國內教材狹義認為:國共內戰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927年至1937年間為國共內戰第一階段,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為國共內戰第二階段。
  1927年至1937年間,國民政府先后集中優勢兵力對共產黨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五次「圍剿」,前四次遭到失敗,但在最后一次「圍剿」中,迫使中央紅軍進行二萬五千裡長征,從江西瑞金策略轉移至陜西延安。
  1937年由于日本大規模入侵,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西安事變后,國共雙方經過談判決定停止內戰,共同抵抗外來侵略者。國共合作期間由于兩黨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不同,仍摩擦不斷。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國共之間矛盾升溫,國民黨政府一邊假意和談一邊積極搶占地盤,準備再次發動戰爭。
  1945年8月,蔣介石在日軍投降前后三次發電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商談「國際、國內重要問題」。毛澤東同月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前往重慶進行談判,并10月10日,國共簽訂《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共雙方同意避免內戰,但未能就共產黨政權及軍隊的合法性達成共識,不久國共內戰全面爆發。 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搭配蜂擁而起的學潮,并建立起廣泛的民主統一戰線,與國民黨統治者進行全面的斗爭。在歷經了遼沈、徐蚌(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后,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1949年,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占領南京總統府,國民黨當局被迫離開南京退至臺灣。
  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的國共內戰,也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戰爭中人民解放軍總計殲滅和收編國民黨軍隊500余萬。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歷史從此翻開新的篇章。

整體歷史

第一次國共合作:從聯俄容共到寧漢分裂

  國共內戰
  自從興中會展開聯合中國各地革命勢力,成立同盟會共同進行反清革命之后,便面臨著不斷的改組與整合問題,同盟會在經歷國民黨、中華革命黨時期后,于1919年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亦簡稱為國民黨)。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在其著作中主張國民黨應為一個列寧式政黨,此舉引起甫創立的蘇聯注意。蘇聯認為國民黨走的左派路線與蘇聯的主張類似,當時又同為國際孤立的狀態,因此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一直維持相當的外交與軍事援助關系,甚至往后1925年以及1926年中國國民黨曾經兩度申請加入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被拒絕,但第三國際仍承認中國國民黨為“準共產黨”。但是第三國際在馬日事變后懷疑國民黨(以及后來的中國國民黨)的革命立場和革命堅決性,對于當時的國際共黨組織的主張并不認同,路線也有所分歧,因此又積極地推動中國共產黨的發展。
  1923年1月,基于中國北伐與突破孤立外交的需要,原本就主張外交上與蘇聯接近的孫中山,與蘇聯政府全權代表越飛在上海會面,正式討論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會面后,兩人發表《孫文越飛宣言》,聯俄容共全面展開,成為當時國民黨的主要路線。12月29日,孫中山落實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協助重建大元帥府,第三國際派出鮑羅廷到廣州為孫中山顧問,以蘇共為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實行“聯俄容共”政策。透過蘇聯的援助,于3月組建黃埔軍校,蔣中正擔任校長,這是“國民革命軍”的正式建軍,也是首支國民黨嫡系的部隊,但國共兩派政治力量在學生之間的較量,可說是決定了日后整個中國的命運。
  孫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之后,中國國民黨在1925年7月1日于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汪精衛以全票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繼續執行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鮑羅廷被任為政治顧問,后又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最高顧問。1925年11月23日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精衛左傾,被稱之為“西山派”,是當時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1926年3月20日發生中山艦事件。4月1日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重申聯俄容共三大政策。5月11日,中山艦事件之后,由于和蔣中正的政見分歧,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1926年12月,中國國民黨左右派正式分裂,國民政府各擁山頭,鮑羅廷隨國民政府遷往武漢。1927年2月汪精衛自法回國,途經蘇聯受到斯大林的接見。回國后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的排共建議,堅持容共。4月5日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中正的武力清黨行為,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蔣中正在南京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是為寧漢分裂。
  5月中,經過李宗仁及朱培德居中斡旋,武漢及南京避免開戰,決定暫時分頭繼續北伐。月底,共產國際決議改變中國共產黨方略,準備武裝工農成立新軍、徹底進行土地改革;但仍然留在國民黨內,使國民黨及武漢國民政府成為工農革命獨裁機構。與此同時,共產黨在湖南進行的流血土地改革,斗爭地主,使國民黨內不少軍官不滿,終與何鍵發生沖突;何鍵、朱培德等亦開始清共,是為“馬日事變”,其事變的共黨及傾共民眾死亡人數在數百到一千余人。7月13日中共公開發表宣言因武漢廣東之復雜關系共黨黨員應退出國民黨。7月15日,汪精衛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停止職務。至此容共政策可說是完全結束。

北伐結束:五次圍攻共產黨到西安事變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宣布建軍,發動南昌起事。周恩來、劉伯承、葉挺、賀龍(其時并非中共黨員)等指揮的中國工農紅軍向駐守南昌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發動進攻。8月4日,中共部隊敗退,放棄南昌,南下廣東,這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裝部隊、也是國共雙方首次武力沖突。8月7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確定武力奪取政權的方針,第一次國共內戰條件已經全面成熟。8月8日汪精衛的武漢政府開始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實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開始整合,史稱“寧漢合流”。
  9月,桂系軍閥和西山會議派掌握南京政府,汪精衛下野。同月毛澤東在湖南、江西發動秋收起事。10月,汪精衛到廣東否定南京政府,鮑羅廷經蒙古回蘇聯。11月,蔣中正回到上海,邀汪精衛北上。12月11日,共產黨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發動廣州起事。12月12日,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但隨即廣東軍將領張發奎調各地軍隊反攻,12月13日,共產黨軍隊被迫撤離廣州。12月16日汪精衛辭職赴法國。
  自1927年建軍之后,到1937年抗日爆發其間,中國共產黨于勢力范圍內展開流血土地改革,斗爭地主,并有多次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公開武力沖突,這段時間的軍事戰斗,中華民國政府稱為剿匪、中國共產黨稱之為土地革命、十年內戰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占領地區稱之為“蘇區”。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展開大規模對于中共的武力清剿,1934年中共撤離江西,開始轉往陜甘蘇區,1935年遵義會議,毛澤東開始掌權。1936年,在十年內戰、五次大規模剿匪中節節敗退、放棄江西根據地逃往延安的中共部隊(中共稱之為“長征”),在周恩來的計畫之下,利用九一八事變后的國內愛國輿情與抗日氣氛,策動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中正被迫停止攻擊共產黨。大規模內戰暫告結束。

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戰爭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中日兩國終于進入全面抗戰的狀態。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名義上保持著共同對日的勢態。期間中國軍隊與日本發生22次大型會戰和上萬次中小戰斗。
  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展開,延安共黨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下的一個直轄政府,陜北地區的紅軍(約4萬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依抗戰序列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東渡黃河,開赴華北前線;與此同時,另有約8,000名在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原地堅持遊擊戰爭的紅色遊擊隊集中組成了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對日作戰。在抗日戰爭期間,國共雙方之間曾經爆發過多次流血沖突,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皖南事變”。
  抗日戰爭結束在即,國共雙方對于中國境內日軍占領區的武裝接收展開了爭奪,而東北方面根據雅爾塔會議協定由蘇聯負責接收。根據蘇聯方面的資料,蘇聯于1945年8月對日宣戰,是為“八月風暴”行動,出兵日本在東北亞的占領區,滅亡滿洲國、進入西伯利亞、庫頁島、千島群島以及北朝鮮。 蘇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宣稱向東北民主聯軍提供了步槍70萬只,機槍12000-14000挺,各種炮4000門,坦克約600輛,飛機800余架。
  而中共方面的記錄則是:至1946年5月,東北野戰軍先后建立10個炮兵團及一個高射炮大隊,共有火炮百余門。到1947年冬季攻勢結束后,東北野戰軍共裝備戰防炮,步兵炮,迫擊炮1600余門,大口徑山,野,榴炮和加農炮660門,高射炮116門。當時東北野戰軍總共只有兩千多門,而且一部分是繳獲自國民黨軍隊。
  坦克方面,據中共描述,1947年10月東北野戰軍只有坦克32輛,到1949年1月有坦克124輛(其中繳獲接受之國民黨軍隊60輛),裝甲車37輛;到1949年11月全國解放軍共有坦克375輛(內含美式水陸坦克68輛),裝甲車272輛,其中很大部分是繳獲自國民黨的美式坦克。至于800架飛機,更無中共方面的記錄作為佐證。由此可見蘇聯的資料是難以另人相信的,當然也可能是蘇聯把一些曾經是坦克飛機的廢鐵運到了東北,造成了統計上的錯誤。在解放戰爭中蘇聯向解放軍轉交的絕大部分是繳獲自日本的輕武器 。

國共談判

  1945年8月,蔣中正在日本投降前后三次發電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商談“國際、國內重要問題”即重慶談判。為避免內戰再起,國共雙方代表曾先后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和《停戰協定》。
  1946年1月,雙方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政協決議案,一致同意在和平建國綱領下共同實現民主憲政。然而在這個時候雙方因政協憲草問題和東北接收問題發生激烈政治摩擦。2月份出現了反蘇運動,3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憲草修改提議案引起中共激烈反應,4月蔣中正就東北接收問題的講話更引起中共報紙攻擊。同時,雙方在東北的軍事沖突逐漸擴大。1946年4月15日,中共在蘇軍撤走長春一個小時內突襲長春機場并占領長春,隨后其緊隨撤退的蘇軍占領哈爾濱,齊齊哈爾。隨后,國共兩軍在四平街,長春等地激戰,東北局勢急劇惡化。5月下旬,國軍在四平街擊潰中共軍相繼占領四平街和長春,此時馬歇爾緊急要求國共雙方6月初停戰。停戰期間雙方因江蘇北部政權問題互不相讓,談判未達成成果,隨后雙方在6月下旬在關內中原地區發生激烈沖突。隨后的時間裡,雙方邊談邊打。9月底,政府軍進攻張家口,10月初,在馬歇爾要求下,雙方再度停戰十天。然而談判仍然未果,10月中,政府軍占領張家口。馬歇爾和第三方面在此期間反復斡旋,但國共始終未能在改組政府名額問題,東北問題上達成一致。在斡旋無效的情況下,國府決定單方面宣布召開國民大會,引起中共堅決反對。
  1946年11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中國民主社會黨與中國青年黨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并在1948年行憲國民大會上選舉蔣中正為中華民國總統,中共及民盟強烈反對和抵制,國共關系全面破裂。1947年7月,中共軍隊開始策略反攻,將戰爭引向廣大國民政府統治區。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名義發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釋放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其第五項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表示回響,并逐漸向解放區集中。為從經濟上支撐內戰,國民政府廢止法幣,發行“金圓券”,內戰造成空前的通貨膨脹,造成經濟、金融秩序瀕臨全面崩潰,新疆省政府發行的貨幣面額高達六十億。共產黨以要求民主為口號 ,搭配蜂擁而起的學潮,以宣傳爭取民心,以大量間諜(如劉斐、郭汝瑰、韓練成、熊向暉、張克俠、何基灃、廖運周等等)滲透奪取軍事情報,并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開始進行全面的戰爭。

國共戰爭的最后對決

  1946年5月19日,國軍進入四平街,注意其配備漢陽造中正式步槍 1948年10月錦州戰役時中共軍隊宣誓,注意其配備的蘇聯PPsh41波波沙沖鋒槍1948年冬,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策略決戰。歷經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等三大戰役后,國民黨軍隊實力快速縮減,節節敗退。到了1949年元旦,內外交困的蔣中正宣布下野,此后代總統李宗仁嘗試求和。1949年4月初,國共雙方在北平和談,中共要求“國民黨政府逮捕”包括民國總統副總統和無黨派人士在內四十三名戰犯,遭到民國政府拒絕。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展開渡江戰役,突破長江防線并向長江南進軍。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對中國大陸的統治宣告終結。1949年9月,帶有制憲會議性質的由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及愛國人士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開幕,會議通過帶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并決定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京。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3日,解放軍兵臨廣州,李宗仁飛往重慶。10月24日解放軍發動古寧頭之戰,共軍在大嶝島之役后欲奪取金門,沒想到又強烈的東北季風吹亂了原先的計畫,國軍奮勇作戰,終于在二天之內,共軍登入一萬五千人,被國軍俘虜六千人,其余殲滅。渡海登入部隊在三日之內全軍覆沒。11月16日,李宗仁胃病復發,出現十二指腸出血,遂于11月20日以治病為由轉往香港。12月5日,與夫人郭德潔,兩名兒子及隨從又從香港飛美國紐約就醫。國民政府經廣州、重慶、成都直至於12月7日遷往臺北,解放軍開始集結東南沿海預備進攻臺灣。

“反攻大陸”與“解放臺灣”

  國共雙方隔著臺灣海峽,均積極厲兵秣馬,甫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喊出“解放臺灣”的口號,站穩腳跟的國民黨當局則高舉“反攻大陸”、“光復神州”、“解救苦難同胞”的旗幟,調停失敗的美國則坐等內戰結束,海峽大戰一觸即發,惟1950年的朝鮮戰爭爆發,原本預備解放臺灣的解放軍,在“抗美援朝”的大旗下,調往朝鮮半島作戰,國民黨當局則在麥克阿瑟的支援下積極備戰反攻,陸戰隊編制擴張到世界第二大規模,預備于東南沿海登入、或配合聯合國軍渡過鴨綠江進入東北地區。但基于國際勢態與美國內部的政治問題,美國時任總統杜魯門解除麥克阿瑟的兵權、改變對國民黨當局的放棄態度,下令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宣布“臺灣海峽中立化”,一方面阻止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的企圖,另一方面也保證對國民黨當局的軍事援助不再斷絕(參見當時中美兩國所簽訂的《中美共同防御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后指為美國公開干涉中國內戰,國民黨當局得以在臺澎金馬穩定維持,此後兩岸的較勁除了軍備競賽以及數次軍事沖突外,也展開了激烈的外交、經濟上的攻防戰。

對于兩黨思想之于內戰的概要評述

  孫中山等人領導的辛亥革命并不徹底。以袁世凱為首的一大批清朝舊官僚投機革命,建立了北洋軍政府。雖然革命黨人想通過和平的模式對這個政府進行西方民主化改革的嘗試,但是并沒有成功。盡管如此,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依然堅持著民主建國理想:政府民選,軍隊國家化。而過于理想的革命黨人無法使用選票等和平手段來說服手握兵權的軍閥首腦。這一切讓革命黨人認識到,沒有軍事力量就不能達到目的。孫中山在廣州組建國民政府,建立國民革命軍,于1924年發動北伐戰爭,討伐北洋軍閥政府。與共產黨和蘇聯的合作也是從那個時期開始的。同時孫中山從蘇聯引進的黨掌握軍隊的模式。這樣中國就出現了國民黨控制的軍隊。孫中山對于中國民主進程的本意是,“軍政→訓政→憲政”,軍隊國家化。可是孫中山沒有想到的是在國民黨掌握了軍隊之后,國民黨發生了分裂,國民黨和共產黨原本牢固的政治同盟發生了互相攻擊的情形。
  國共的分裂,是革命路線的分裂,絕不是對革命的背叛。盡管國共雙方都指責對方叛變革命,因為從雙方的政治綱領上看,雙方的最終目標是存在沖突的。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黨要在中國建設三民主義,而中國共產黨要實現共產主義。雙方的分裂是必然的結果,但雙方在很大程度上都認同雙方很長時間內的政治理想和行動具有共同處。兩黨之所以能夠組成密切同盟,是因為兩者在當時擁有共同的敵人(北洋軍閥);另外,國共的合作模式也是雙方分裂的原因之一。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的模式與國民黨進行合作。這種模式在各自黨內都存在分歧。共產黨在加入國民黨后積極發展共產黨員,引起了國民黨的不安。同時共產黨在長期的階段性目標是實現共產中國,從而形成自身掌握軍隊,以發動民眾和進行輿論宣傳等形式進行革命,并對國民黨以三民主義建立中國表示不認同,最終也客觀上使國民黨無顧慮給與了剿滅便利。蘇聯在列寧因病昏迷后,斯大林對列寧早期廢除諸多不平等條約不談,持續對中國蒙古、西北和東北地區擴大控制和影響,“聯俄容共”的基礎動搖。1927年馬日事變和四·一二事件之后,蔣中正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大量共產黨人被拘捕或處決,中國共產黨人于1927年召開“八七”會議,為了對抗中華民國政府的鎮壓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建立紅軍,開辟農村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來武裝奪取政權。并建立了中華蘇維埃政權。

戰爭分析

  國共內戰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在中國境內爆發的戰爭。自1927年到1949年間,國、共之間有多次內戰,其間由于日本入侵中國,內戰暫停,但仍摩擦不斷。
  國共內戰之所以難以避免,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國、共兩黨的目標完全不同。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參仿西方法國大革命以后,關于民主、自由等的思潮和理念,其政治制度理想以美國、英國等為藍圖,孫中山也參仿了馬克思主義,而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思想。孫中山病逝之后,中國國民黨由蔣中正接任黨主席,因為與共產黨的權力爭奪及理念不同,決定進行“清黨”以及“剿共”。繼而產生許多沖突和戰事,對日抗戰結束后,國共雙方因為對淪陷區的“受降”、“接收”問題有相當多的沖突和齟齬。加上雙方皆以外國勢力為靠山(國民黨—美國,共產黨—蘇聯),不斷的擴張版圖,終至再度發生沖突。就在沖突日益擴大時,美國的馬歇爾奉命前來進行調停工作,雖曾達成國共雙方共組政府的協定,但在國民黨不愿分享權力,共產黨不愿放棄武力的情況下,短暫的合作再度破裂,內戰再次爆發。1946年6月,共產黨軍隊易名為“人民解放軍”,并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搭配蜂擁而起的學潮,開始進行全面的國共斗爭;而國民黨方面則由蔣中正帶領國民革命軍,與共產黨展開大規模的內戰。在三年半的戰役中,歷經了遼沈、平津、徐蚌(淮海)三大戰役后,國民黨軍隊實力快速縮減,節節敗退。到了1949年,蔣中正宣布下野,代總統李宗仁嘗試求和,但其后遭到蔣中正拒絕。共產黨軍隊渡過長江后,國民黨當局經廣州、重慶、成都直至遷往臺北,情勢岌岌可危,但1950年的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并積極維持海峽中立化之策略政策,國民黨當局得以穩定維持。從此,兩岸分裂的局面就此形成。

內戰根源

  國共兩黨領袖蔣中正與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后于重慶舉杯致意,但好景不長,不到一年半之時間即已兵戎相見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分分合合的歷史。古早的王朝更迭模式進行到1840年-1910年的時候,因為西方勢力的入侵而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變化。帝制直接在西方民主的呼喚中滅亡,但是舊勢力舊思想在中國卻遠沒有滅亡。孫文等人領導的辛亥革命并不徹底。以袁世凱為首的一大批清朝舊官僚投機革命,建立了北洋軍政府。雖然革命黨人想通過和平的模式對這個政府進行西方民主化改革的嘗試,但是并沒有成功。盡管如此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依然堅持著他們西模式的民主理想:政府民選,軍隊國家化。而過于理想的革命黨人無法使用選票等和平手段來說服手握兵權的軍閥首腦。這一切讓革命黨人認識到,沒有軍事力量就不能達到目的。孫文在廣州組建國民政府,建立國民革命軍,于1924年發動北伐戰爭,討伐北洋軍閥政府。與共產黨和蘇聯的合作也是從那個時期開始的。同時孫文從蘇聯引進的黨掌握軍隊的模式。這樣中國就出現了黨控制的軍隊。孫文對于中國民主進程的本意是,黨臨時掌握軍隊-控制了全國局面-訓政-憲政-把軍隊歸還給國家-最終實現政治民主,軍隊國家化。可是孫文沒有想到的是在黨掌握了軍隊之后,黨發生了分裂,國民黨和共產黨原本牢固的政治同盟發生了互相攻擊的情形。
  國共的分裂,是革命路線的分裂,而不是對革命的背叛。盡管國共雙方都指責對方叛變革命,因為從雙方的政治綱領上看,雙方的最終目標是存在沖突的。孫文的國民黨要在中國建設資本主義,而共產黨要實現共產主義。雙方的分裂是必然的結果。之所以兩黨能夠組成同盟,是因為兩者在當時擁有共同的敵人 ——北洋軍閥。另外國共的合作模式也是雙方分裂的原因之一。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模式與國民黨進行合作。這種模式在各自黨內都存在分歧。共產黨在加入國民黨后迅速發展,引起了國民黨右派的不安。1927年馬日事變和四一二政變之后。大量共產黨人被拘捕或屠殺,共產黨人的活動也轉為地下。共產黨為了反抗國民黨的鎮壓,利用手中控制的少量的國民革命軍武裝反抗。1927年,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國民黨稱之為“南昌暴動”),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力量“中國工農紅軍”,而原本的國民革命軍,大多數被國民黨控制,繼續北伐統一全國。從此,軍隊為黨的事業而戰,國共兩黨都有了開戰的資本。內戰爆發了。
  國共內戰是國共兩黨因為政見上的分爭,而引發的戰爭。和以往不同的是雙方的軍隊都是黨控制的軍隊。軍隊成了黨的政治工具,為黨的理想互相廝殺。黨能夠有控制軍隊的行為或職能,起源就在于蘇聯的十月革命模式和孫文的引進。如果沒有黨對軍隊的控制,就不會有國共內戰;然而,如果沒有黨對軍隊的控制,也不太可能會出現北伐的勝利。不管怎么說國共內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損失,無論結局如何雙方的都對戰爭負有責任。

第一階段

  1927年至1937年間的第一階段國共內戰,共產黨稱之為土地革命、十年內戰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而國民黨則稱之為剿匪。共產黨自認為進行革命的目的是通過將沒收的地主資產分發給農村的貧雇農,從而改變農村貧富極度懸殊的經濟狀況而產生的戰爭。
  戰爭期間,國民革命軍先后動用優勢兵力對共產黨的根據地實行五次“圍剿”,前四次遭到失敗,但在最后一次“圍剿”中步步為營,迫使中央紅軍進行二萬五千裡長征(國民黨稱之為“流竄”),從江西瑞金策略轉移至陜西延安,損失慘重。

第二階段

  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的第二階段內戰,中國共產黨稱之為解放戰爭,也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國國民黨稱這段時期為戡亂。戰爭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共產黨宣稱總計殲滅國民革命軍約807萬,并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于1949年在中國大陸戰敗后撤往臺灣。

戰爭起因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擴大。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主張要在中國建立“消滅私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且主張以武裝割據斗爭的路線奪取政權。而領導國民政府、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國國民黨則以共產主義是一種專政政體,國民的私有財產和經營權應受到保護,并要求毛澤東放棄軍權,實現國家統一。而以民盟為首的民主黨派主張雙方都交出軍隊,軍隊歸國家所有,建立多黨制的民主國家。而蘇聯、美國等大國也嘗試將本國立場貫徹于中國,使得國、共雙方的矛盾愈發激化且難以調和。
  1945年8月,蔣中正在日軍投降前后三次發電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商談“國際、國內重要問題”。毛澤東同月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前往重慶談判。10月10日,國共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同意避免內戰,但未能就共產黨政權及軍隊的合法性達成共識。
  第一階段(1946年6月—1947年3月)
  

  1946年6月下旬,國、共兩黨的軍隊在中原地區(湖北、河南交界)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沖突,長達三年多的全國內戰就此開始。國民黨軍隊仍稱國民革命軍,共產黨的軍隊則自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一時期被共產黨稱為策略防御時期。期間,國民黨依靠優勢兵力對共產黨統治區域(共產黨稱為解放區) 展開了全面進攻,但被共產黨挫敗。
  共產黨方面并沒有擺出主力決戰的樣子,采用邊打邊撤的方針將軍隊轉移到山區以儲存實力,包括張家口在內的華北重鎮最多有105座城市被國民黨方面占領。其中國民革命軍在劉峙、程潛的統率下,以20萬優勢兵力攻打共產黨中原解放區的核心宣化店,共產黨被迫開始全線撤退,將主力調往延安地區。史稱“中原突圍”。
  同時潛入山區的共產黨軍隊再度使用了在土地革命戰爭中的運動戰策略,利用國民革命軍分散搜尋的契機,集中2~6倍的兵力展開包圍進攻。這種模式成為人民解放軍的首要作戰策略。經過8個月的作戰,國民黨方面戰斗減員約71萬人,可用于一線作戰的兵力由1946年6月的117個旅,下降至85個旅。
  第二階段(1947年3月—1948年9月)
  

  這一時期被共產黨稱為策略相持時期。
  8個月的全面進攻并沒有收到預想中的效果,共產黨方面主力依然存在。這樣國民政府便做出新的策略方案:重點進攻陜北與山東共產黨根據地。
  面對20余萬國民革命軍,共產黨方面將中共中央主動從延安撤退,胡宗南占入空城,謊報大勝。同時解放軍開始在陜北高原進行遊擊戰,運動戰,分別取得了在青化砭、羊馬河、沙家店等地的勝利,國民黨方面經過3個多月的“蘑菇戰”,即遊動作戰,軍力、士氣下降嚴重,最終放棄了陜北高原的戰斗。
  同時,山東的共產黨占領區遭到逾60萬國民革命軍的圍攻。由于國民革命軍采用了齊頭并進的戰術,將軍隊控制在一個范圍內,造成解放軍的遊擊戰術無法奏效。但粟裕提出以山東解放軍主力決戰的模式粉碎圍攻的模式最終被采用。在孟良崮戰役中,號稱“王牌部隊”的國民革命軍整編74師全軍覆沒,師長張靈甫陣亡,國民革命軍全線撤退。這樣一來,人民解放軍軍力上升至280萬人,裝備了重炮兵與工兵,基本具備了同國民革命軍決戰的實力。
  另外,由于國民政府集中兵力進攻延安及山東解放區,造成后方兵力空虛,1947年6月,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大軍強渡黃河,千裡挺進大別山,直接威脅國民政府的統治中心南京和武漢;陳毅、粟裕領導下的華東野戰軍挺進豫皖蘇;陳賡、謝富治兵團挺進豫西。三路大軍,互相策應,在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廣大地區形成了一個“品”字形的策略態勢,這就牽制了南線國民黨軍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區由國軍進攻共產黨統治區的重要后方變成了解放軍奪取全國勝利的前進基地。這是一個對戰爭發展具有重大策略意義的勝利,它帶動了中國各個戰場的策略進攻,整個戰爭格局從此發生根本的轉變。
  第三階段(1948年9月—1949年12月)
  

  此時期被共產黨稱為策略進攻時期;臺灣歷史教科書稱作“大陸變色”。期間,共產黨發起了三大戰役:遼沈戰役(遼西會戰)、淮海戰役(徐蚌會戰)和平津戰役(平津會戰),擊潰、消滅、收編了國民革命軍的主力近150萬人。1949年4月,國共舉行了北平和談并達成協定(但國民政府談判代表張治中會談后留在了北平,之后公開宣布脫離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拒絕在和談協定上簽字。隨后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強渡長江,占領首都南京并進占了杭州、南昌、上海等都市。國民政府先遷廣州。10月解放軍占領廣州,國府再遷重慶、成都,終于同年12月10日全面撤退臺灣。此后,中共方面多次嘗試“解放臺灣”。國民黨當局方面亦多次“反攻大陸”。二者均以失敗而告終。

事件清單

  事件清單:序幕(1945年9月—1946年6月)
  

  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出兵東北。中共周保中率逃至蘇聯的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配合蘇軍反攻東北。并于20日率東北抗日聯軍100余人飛往長春,擔任蘇聯紅軍駐長春警備司令部副司令,鞏固中共東北根據地。
  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8月17日,“滿洲國”皇帝溥儀在通化大栗子溝宣布退位。
  8月19日,溥儀在沈陽機場被俘。
  8月28日,毛澤東從延安飛抵重慶,開始重慶談判。
  8月31日,中華民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成立,熊式輝任主任。
  9月10日,在山西爆發上黨戰役。
  9月18日,中共中央東北局在沈陽成立,彭真、陳云任正、副書記。
  9月底,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第101教育飛行團第四練成飛行隊隊長林彌一郎帶領下屬的300余人向番號不明的共軍投降。
  10月1日,中共黨員接管原“滿洲映畫株式會社”,成立東北電影公司。
  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雙十協定》和《停戰協定》,同意避免內戰。中共吉林特別支部在吉林市創刊《人民日報》。
  10月11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第一件事就是部署軍事行動不讓蔣中正的軍隊進入東北。
  10月12日,上黨戰役結束。
  10月18日,中華民國東北保全司令長官部成立,司令長官杜聿明。同日,國民政府將原東北三省(偽滿時期劃為十四省)劃為東北九省。是月末,日本731部隊放出的疫鼠,致使哈爾濱市內傳染病流行,造成大量人民死亡。
  10月31日,中共東北人民自治軍總部正式成立,林彪任總司令,彭真、羅榮桓任第一、第二政委。
  11月10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建立中國共產黨吉林省工作委員會,隸屬東北局,駐地長春,后移駐永吉岔路河。張啟龍任工委書記。
  11月10日,中共在長春市成立吉林軍區,轄長春衛戍司令部和永吉、延吉2個軍分區。
  12月6日,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在鄭家屯(今吉林省雙遼市)成立,李富春任書記。
  12月27日,中共吉林省政府在永吉縣正式成立,周保中任省主席。
  1946年 1月1日,中共東北人民自治軍航空總隊成立。
  1月10日,國民政府代表張群、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美國代表馬歇爾三人就停戰問題,進行了多次磋商。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簽訂停戰協定。隨后,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由三方面共同組成,國民政府代表是鄭介民,共產黨代表為葉劍英,美方代表為羅伯遜。國民黨派張治中為代表、共產黨是周恩來、美方為馬歇爾,組成最高軍事三人小組,研究軍隊整編統編問題。
  1月12日~1月23日,中共吉遼省委和吉遼軍區成立,林楓任省委書記,周保中任軍區司令員。
  1月14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林彪、彭真分任司令員、政委。
  2月3日,通化反中共事件,被中共鎮壓。
  2月25日,軍隊整編統編問題談判簽字儀式在重慶舉行。
  3月1日,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在通化正式宣告成立,原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林彌一郎等人成為飛行教官。
  3月4日、3月5日,馬歇爾訪問延安。
  3月18日,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攻占四平,國軍陣亡3,000余人。
  4月14日,中共東北民主聯軍2萬余人進攻長春,18日攻下長春,國軍陣亡2萬人。
  4月18日,中共四平保衛戰開始。
  5月15日,中華民國新一軍在孫立人將軍指揮下,向四平進攻,瓦解了杜聿明五個月來與林彪對峙的僵局。東北民主聯軍崩潰,十數萬新擴大之武裝和地方工作人員散失,倒戈。五日內國軍攻入長春,隨后取回農安、德惠等策略要地,進展順利。但在救援海城的問題上,孫立人與杜聿明發生了矛盾,孫立人沒有聽從作為長官的杜聿明的命令。孫立人親率新五十師渡過松花江攻取了陶賴昭堡,此時距哈爾濱僅六十公裡,位在哈爾濱的中共黨政軍組織均已崩潰,并做好遊擊戰且流亡蘇聯的準備,在孫立人即將攻進哈爾濱之時,受到馬歇爾停戰的影響被迫退兵。
  5月31日,馬歇爾寫信給蔣中正,稱這事關系到他本人的榮譽:“在目前政府軍在東北繼續推進的情況下,我不得不重申”,“事情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關頭,即我本人的立場是否正直成了嚴重問題。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軍停止推進、打擊、或追趕中共”。措辭如此強硬嚴厲,蔣中正不得不屈服,答應停火十五天。
  6月3日,毛澤東被迫同意放棄哈爾濱,讓部隊分散打遊擊。
  6月5日,一得到停戰令的訊息,毛至少兩次發電東北追改部署:“周電稱,蔣已允馬停戰十天談判,請東北局堅守哈爾濱……至要至要。”
  事件清單:第一階段(1946年6月—1947年3月)
  
1946年5月19日,國軍攻克四平街。注意此圖國軍仍裝備漢陽造中正式步槍
  1946年6月26日,國、共兩黨的軍隊在中原地區(湖北、河南交界)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沖突,國民革命軍在劉峙、程潛的統率下,以20萬優勢兵力攻打在宣化店被包圍的6萬中原共軍,共產黨被迫開始全線撤退,史稱“中原突圍”,長達三年多的全國內戰就此開始。
  國民黨軍隊仍稱國民革命軍,共產黨的軍隊則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這一時期被共產黨稱為策略防御時期。期間,國民黨依靠優勢兵力對共產黨統治區域(共產黨稱為解放區) 展開了全面進攻,但被共產黨挫敗。共產黨方面并沒有擺出主力決戰的樣子,采用邊打邊撤的方針將軍隊轉移到山區以儲存實力,包括張家口在內的華北重鎮最多有105座城市被國民黨方面占領。
  同時潛入山區的共產黨軍隊再度使用了在土地革命戰爭中的運動戰策略,利用國民革命軍分散搜尋的契機,集中2-6倍的兵力展開包圍進攻。這種模式成為人民解放軍的首要作戰策略。經過8個月的作戰,國民黨方面戰斗減員約71萬人,可用于一線作戰的兵力由1946年6月的117個旅,下降至85個旅。
  事件清單:第二階段(1947年3月—1948年9月)
  
1948年配備蘇式裝備中共軍隊進攻錦州前宣誓,注意其配備的蘇制波波沙PPSh41式沖鋒槍。國民政府的8個月的全面進攻并沒有收到預想中的效果,共產黨方面主力依然存在。這樣國民政府便做出新的策略方案:重點進攻陜北與山東共產黨根據地。
  面對20余萬國民革命軍,共產黨方面將中共中央主動從延安撤退,胡宗南占入空城,謊報大勝。同時解放軍開始在陜北高原進行遊擊戰,運動戰,分別取得了在青化砭、羊馬河、沙家店等地的勝利,國民黨方面經過3個多月的“蘑菇戰”,即遊動作戰,軍力、士氣下降嚴重,最終放棄了陜北高原的戰斗。
  同時,山東的共產黨占領區遭到逾60萬國民革命軍的圍攻。由于國民革命軍采用了齊頭并進的戰術,將軍隊控制在一個范圍內,造成解放軍的遊擊戰術無法奏效。但粟裕提出以山東解放軍主力決戰的模式粉碎圍攻的模式最終被采用。在孟良崮戰役中,號稱“王牌部隊”的國民革命軍整編74師全軍覆沒,師長張靈甫陣亡,國民革命軍全線撤退。由此,人民解放軍軍力上升至280萬人,裝備了重炮兵與工兵,基本具備了同國民革命軍決戰的實力。
  另外,由于國民政府集中兵力進攻延安及山東解放區,造成后方兵力空虛,1947年6月,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大軍強渡黃河,千裡挺進大別山,直接威脅國民政府的統治中心南京和武漢;陳毅、粟裕領導下的華東野戰軍挺進豫皖蘇;陳賡、謝富治兵團挺進豫西。三路大軍,互相策應,在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廣大地區形成了一個“品”字形的策略態勢,這就牽制了南線國民黨軍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區由國軍進攻共產黨統治區的重要后方變成了解放軍奪取全國勝利的前進基地。這是一個對戰爭發展具有重大策略意義的勝利,它帶動了中國各個戰場的策略進攻,整個戰爭格局從此發生根本的轉變。
  事件清單:第三階段(1948年9月—1949年12月)
  
三大戰役:遼沈戰役(遼西會戰)、淮海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平津會戰)國民黨方面的作戰失敗,不但喪失大片控制的土地,國軍損失了主力近150萬人,更有超過100萬的部隊與政府官員投降共產黨。1948年秋天,國民黨在中國東北發動的最后的反擊,但是都宣告失敗,至9月底,國民政府在東北僅剩錦州、沈陽、長春等幾個城市。在共產黨解放軍優勢的武力包圍下,10月15日國府錦州失守,19日長春在數個月的包圍戰后失守,11月3日解放軍正式進入沈陽,共產黨全面控制中國東北。11月中爆發的淮海戰役是國共內戰中規模最大最慘烈的戰役,此戰役成為國共最后的總決戰,國民黨最后敗陣,2月15日解放軍攻下徐州、1月15日攻下天津、1月19日攻下蚌埠,會戰結束。1949年1月21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宣布下野,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重新開啟國共和談。北平在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決定下,守軍放棄抵抗并宣布投共,1月31日解放軍和平進占北平。
  國民黨政府撤退至臺灣路線
  1949年4月,國共舉行了北平和談(即所謂“劃江而治”),但共產黨的要求中國國民黨無法接受,談判宣告破裂。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舉強渡長江,國民政府江陰要塞司令投降共產黨,解放軍順利地渡過長江,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下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國民政府遷往廣州。4月24日解放軍攻下國民黨在華北內陸控制的最后一個城市太原,中國國民黨部分守軍與政府官員因拒絕降給共產黨,于是集體自殺,中國國民黨方面稱之為“太原五百完人”。5月解放軍陸續攻下華中諸多大城市,在5月10日進占杭州、5月15日進占南昌、5月16日進占武漢、5月27日進占上海。6月3日美軍軍事顧問團撤離與國民革命軍撤守青島后,同日解放軍進占青島。8月6日解放軍攻陷長沙、8月17日攻陷福州,解放軍戰線深入華南地區。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原北平改稱)宣告成立。10月15日解放軍攻陷廣州,中華民國政府再遷重慶,10月17日攻陷廈門,并對廈門外海的金門島進行作戰,10月25日金門戰役國軍大捷,擊退進攻的解放軍。11月3日,解放軍進攻舟山群島的登步島,中華民國國軍經過三天的戰斗擊退進攻的解放軍,史稱登步島戰役。
  11月,解放軍攻占重慶,國府三遷成都。同年12月7日,行政院電令遷守臺灣,臺北市則成為臨時首都,12月8日至10日,包括五院院長、各部會首長、中華民國政府公務員及兩蔣紛紛離開成都飛抵臺北,國府宣告“大陸淪陷”。
  至此,中國大陸幾乎全部為共產黨所控制。中華民國政府僅能掌控中國東南沿海島嶼(臺灣、金門、馬祖、烏丘、東引、海南島、舟山群島、一江山島、大陳島、萬山群島)及西南(云南、廣西、四川)部分山區,國共內戰大勢底定。
  事件清單:第四階段(1949年12月—1955年2月)
  
隨著國共戰爭大勢底定,大規模的軍事會戰已經不可能再出現,戰爭的規模趨于中小型。
  西南地區部分,由于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西南方殘余的軍事力量很難再有所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自進入成都后,便繼續一路追擊這些已經無法大規模組織戰斗的軍隊。西南的國民黨93師無法跟大規模的中國共產黨解放軍作戰,一路往邊界撤退,最后國民黨93師退到泰緬邊境的三不管地帶(泰緬金三角),在當地形成一股特殊的勢力。1954年,因緬甸政府向聯合國提出抗議,國民政府開始逐步將這批國民黨93師及眷屬遷往臺灣桃園縣中壢市、平鎮市及南投縣仁愛鄉安置,而在泰國北部的部隊,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不愿離開,表示要從這裡打回大陸去。他們主要為云南藉官兵,應為身處緬甸,離家較近。最后因為協助泰國政府平定山區共產黨叛亂,獲得泰國國籍,在泰國得以合法永久居留與生活。
  在東南沿海作戰方面,由于中國共產黨以陸軍起家,缺乏足夠的海空軍專業部隊與武器裝備,在訓練上如登入戰等方面經驗亦不足,1949年在舟山群島與金門相繼被中國國民黨軍隊擊退后,一時之間不敢貿然作戰,而國民黨雖然在陸軍戰斗方面損失慘重,但在海空軍整體仍優于共產黨,甚至還能派遣空軍對上海進行轟炸或突襲福建沿海島嶼。不過隨著國民黨部隊主力集中駐守臺灣,與臺灣距離較遠的沿海島嶼讓共產黨有了機會,1950年春天解放軍進兵海南島、萬山群島與舟山群島,經過雙方多日交戰,最后國民黨在以固守臺灣優先的策略下相繼撤離當地。解放軍一方面逐一攻下沿海島嶼,另一方面在福建集中兵力,為渡海攻臺做準備,然而之后朝鮮戰爭的爆發,美軍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渡海攻臺難度倍增;加上不久中國共產黨決定要開始進行“抗美援朝”,軍事重心北移,因此在東南沿海的作戰暫緩。而朝鮮戰爭期間,國民黨曾多次嘗試突擊東南沿海島嶼,如南日島戰役、東山島戰役等,但皆以撤退告終。朝鮮戰爭結束后,解放軍在1954年對一江山島發動作戰并對金門炮擊,不久共產黨控制一江山島,視一江山島為屏障的大陳島也不保,最后國民黨決定主動撤離大陳島,1955年2月在美軍的協助下大陳島軍民全數撤離,共產黨取得大陳島,自此雙方的勢力范圍都再無變動。
  事件清單:1955年后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軍對駐守金門的國民革命軍發動了榴彈炮突擊,在四十四天內,向金門射擊炮彈幾近五十萬發。抗日民族英雄,金門防衛部副司令官吉星文、趙家驤、章杰等中彈犧牲。9月11日,金門守軍擊毀廈門火車站。9月22日,美國所支援的八吋大口徑巨炮由中華民國海軍運抵金門。海軍與空軍皆有交手。解放軍以炮彈封鎖金門的嘗試已經算是徹底失敗。其后十年內,兩岸海空軍不斷有零星交手的紀錄,雙方各有戰損,但大體而言,仍是維持勢均力敵的態勢。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國防部長徐向前發表聲明,停止從1958年開始的對大金門、小金門、大膽、二膽等島嶼的炮擊,國共內戰的大規模軍事沖突正式宣布結束。
  至今兩岸仍維持對峙情勢。1996年中華民國第一次民選總統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以東南海域為目標,實施彈道洲際飛彈試射,中華民國方面亦在不擾亂社會秩序,秉持外弛內張的狀況下,讓軍隊進入高度備戰狀態。是次危機由美國第七艦隊以“經過”之名進入臺灣海峽而告緩和,但解放軍軍機“不出海”的默契從此被打破,解放軍軍機活動范圍延伸至海峽中線,壓縮了中華民國空軍的預警時間。2007年中共十七大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出“兩岸簽署和平協定”的主張,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并沒有正式回應,但在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權后,中華民國的馬英九總統已對此有所回應。

社會弊端與國共內戰的關系

  中華民國時期,戰災連年,天災不斷,社會弊端叢生,國家積貧積弱,人民生活艱苦。政府輕視百姓民生。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于饑餓,嬰兒死亡率是170-200‰,而人口的平均壽命則不足35歲。
  毛澤東認為,民國時期的階級剝削,人民生活負擔加重,附屬于各帝國主義勢力的各個軍閥之間的割據混戰,民國的政治制度腐敗、腐朽,中國仍然處于半封建、殖民地狀態等問題,是中共紅色政權能夠發生并存在的根本原因,中國人民不堪重負,支援革命,也是中國紅色革命力量能夠在艱難環境下迅速發展壯大,并將必然獲得最終全面徹底勝利的根本原因。
  在民不聊生的民國時期,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通過革命的模式,重新奪回權利和土地,成為了人民尋求生存權的最直接,最根本的途徑。而中國共產黨則認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于帝國主義的。他們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其政治代表是蔣介石的國民黨右派。而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被國共內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視為敵人。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中,更加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敵人,就是以蔣介石國民黨右派為代表的大地主階級,大買辦階級,以及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中國農民民眾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民眾,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中國革命戰爭的領導者,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戰爭的目的,就是要實現中國革命戰爭全面徹底的勝利。

民國時期社會弊端的主要體現

  土地兼并極為嚴重:占有全國人口93%的農民大量失去土地,流民餓殍,哀鴻遍野,具體資料民國政府官方缺乏統計。

政府極度腐敗

  國民黨高級軍官90%以上擁有自己的商業背景,勢力范圍,甚至于幫會背景,高級官員(包擴高級軍官)與地方士紳勾結,壟斷市場,強制增加賦稅,嚴重剝削人民的勞動果實。

軍閥割據

  雖然蔣介石在北伐過程中,表面上統一了中國,但實際上軍閥的勢力范圍仍然存在,各派系之間的斗爭并沒有因為抗日時期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而得到緩解,反而在抗戰結束后,愈演愈烈,各軍閥的個人軍事力量與個人財力成為了其在民國政治地位的唯一保障。鴉片普遍販賣:民國時期鴉片已經在全中國普遍種植,民國時期吸食鴉片的普及程度遠勝于晚清,但具體煙民數量,民國政府缺少整體統計。鴉片毒害中國人民身心健康,破壞社會秩序,加速政府腐敗,不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成為了民國政府最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民國時期,煙土、黃金、白銀和美鈔被視為“硬貨”,煙土可以普遍流通,甚至類似貨幣交換。僅四川一省,據統計四川在防區制時期,每年煙產量為120萬擔到140萬擔(6-7萬噸)。而根據國聯統計,當時全世界除中國外其他所有國家鴉片總年產量也僅為1770噸;四川煙民約占全省人口的1/19。1935年以后,蔣中正推行“禁煙”政策,鴉片販賣從此堂而皇之走向合法化。1949年,全中國吸食各類毒品者大約2000萬人,平均每25個中國人就有一個煙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計,建國前三年,有2000萬人成功戒毒,至1958年中國成為“無毒國”

黑幫泛濫

  青幫,洪門等各個幫會林立,并且得到了政府的支援,成為軍人、政客、大資本家的黑手套,打擊競爭對手,取得間諜情報,勒索平民百姓,達到打壓政治異己,壟斷經濟市場的目的。
  土

匪惡霸猖獗

  由于民國是一個人民生活極度困苦的時代,許多人民落草為寇,為害鄉裡。據中共方面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剿滅土匪的戰爭中,共消滅國民黨殘余和土匪共260萬人。也有學者考證說,民國時期的土匪人數高達2000萬,很多地方軍閥都是土匪起家,在全國解放以后,消滅的剩余土匪只是其中少數。

缺少普及醫療體制

  廣大農村地區普遍沒有醫療系統,人民沒錢看病,傳染性疾病猖獗。由于民國時期娼妓業的繁榮,自然災害頻發、戰亂頻繁,政府抗疫不力,日軍侵華時期人為的傳播疫情等因素,據統計,民國年間僅傳染病造成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疫情就達59次之多,主要有鼠疫、天花、霍亂、傷寒、痢疾、白喉、回歸熱、瘧疾8個病種。

天災頻繁

  由于戰爭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不合理開發等原因,民國時期天災頻繁,且由于政府忙于他務,救災不力,造成天災經常會造成大量死亡人口及流亡人口。

教育不普及造成貧富永久分化

  民國時期,中國的文盲比例高達80%,文盲及半文盲的比率高達90%以上,沒有接受教育的廣大人民幾乎沒有可能改變社會地位。

工業薄弱

  民國時期,雖然中國的經濟總產值仍然能夠占據世界的5%左右,但主要是以農業經濟為主,其工業基礎非常薄弱,遠遠落后于外國列強。也成為了中華民國積貧積弱,經常受到列強入侵,始終無法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的根本原因之一。例如,1935年,國統區的鋼產量僅為5萬噸(并且80%以上的鋼鐵生產由外資壟斷),而同期的偽滿洲國年鋼產量為76萬噸,日本為519萬噸。1936年,國統區的機械采煤量的66%,發電量的55%由外資壟斷。1936年,國統區煤產量不足2000萬噸,偽滿洲國為1100萬噸,日本為4300萬噸。1949年以前,國統區的石油產量幾乎為零。1949年,全中國(不包含東北及臺灣)的鐵路總裡程為大約10000萬公裡,偽滿洲國1945年鐵路總裡程為11400公裡;1949年全中國(不包含東北及臺灣)的公路總裡程為2萬公裡,東北地區為6萬公裡。1945年,國統區(不包括臺灣)工業總產值為偽滿洲國的5%左右。